| 他山之石 城市治理是一个全国性的课题。上海、广州曾以世博会、亚运会这样的国际盛会，倒逼城市市容环境与管理升级；厦门也曾以创建文明城市为契机提升市容市貌与管理水平。 广州：让亚运成果惠及更多市民 为举办广州亚运会，广州市政府投入巨资新建和改建了共70个场馆。广州对亚运场馆的赛后利用，从服务亚运会转到服务社会公众、服务社区居民上来。有的场馆增设全民健身设施，如天河体育中心安装了60张露天乒乓球桌免费供市民使用，并扩建一条由53套器材组成的、占地2100平方米的健身路径；有的场馆则依托现有资源，为市民提供诸如攀岩、飞碟等体育运动和休闲服务。 大型赛事场馆赛后利用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，就在于维修、保养成本很高。尽管如此，广州并没有“以收费养场馆”，而是应免尽免，可低尽低，向市民的收费目前只占场馆收益的1/10至1/5。广州还开辟出“购买公共服务的时段”，由市政府出资购买体育场馆的某些特定时段，向市民免费开放，让亚运成果真正惠及更多市民，提高市民的幸福指数。 上海：政府当“裁判” 用好第三方服务 执法力量不足是目前城管执法的一大困局。上海的探索是，由市政府出台《购买市容保障服务办法》，允许各级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保障市容，各区县可引入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从事市容保障服务工作，其中不少是专业的保安公司。 对社会力量的引入，弥补了执法力量的不足。在上海，社会力量市容保障服务者需要向政府签订责任状，确保责任区域市容达标，并且不能和违法对象发生冲突，政府每年都会对市容保障公司进行考核，“考核不达标，一律不再续约”。 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，也是上海便民疏导点目前的通用模式。其中，政府不插手具体经营，但对于第三方管理公司，街道办有考核监督的责任。疏导点的定位是公益性质，街道对管理方进行适当的补贴，但如果存在故意抬价或者管理不善等问题，街道办有权取消委托的。 厦门：激励机制让居民实现自治 在城市化进程中，老旧小区的改造和管理成为很多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。现实的困难是，老旧小区“人难找、钱难找”。 对此，厦门市、区、街道三级都对老旧小区采取“以奖代补”的方式，其中老旧小区改造完验收通过评议，市一级直接奖励50万-60万元。怎样才能发动居民的自治热情？厦门鼓励老旧小区成立居民自治小组。凡成立自治小组的，街道一次性拨3000元的办公经费，每月还有300元的工作经费补贴给小组。在年底，社区还将对小组成员进行评星，获得的奖励属于成员个人。 在自治小组的作用下，厦门的很多老旧小区改造后，居民仍不需缴纳物业费，小区维护的费用主要来自小区停车位的划分和广告牌费用，“够支付小区日常的维护就好，聘请的保洁和保安人员都是辖区内的下岗职工。” 专家观点 “我们”治理城市 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吴伟强 今年的G20峰会以及将于2022年举行的亚运会为杭州建设世界名城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性机遇。杭州以“东方美学经典”西湖为代表的独特自然环境，孕育了“求实”和“博雅”并重的人文气质，培育了民间浓郁而独特的商业文化。而今，高度分散化的商业主体通过共享网络系统聚合，成就了极大的创造力。基于这种“历史和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”，这个城市的核心价值就是“我们”。 杭州是一个“复合主体”共同治理的城市，公共管理一直延续温和、包容的特质。强调“建设为人民，建设靠人民，建设的成果为人民共享，建设的成效由人民检验”，方法是“四问四权”，目标是“统筹政府、社会、市民三大主题,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。公共自行车的“以民为先”、城市有机更新的“五界联动”、《我们圆桌会》的“民主协商”，为保障G20峰会，杭州全民参与城市环境整治与提升，有86%的市民对在杭州举办G20峰会感到幸福，公众将对城市发展水平的期待与个人幸福感密切联系在一起，有强烈的城市归属感和荣誉感，这是“我们”治理城市的华章。 政府转变职能 倡导公众参与 杭商研究会秘书长 辛薇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，就是社会治理人人有责、人人参与（即公众参与）。G20峰会的筹备在这方面作了很多成功的探索，如峰会筹备可以说是层层发动、参与，全民动员“武林大妈”、红袖章、交通志愿者、文明督导员等等，这些都是很好的载体，为公众参与撘建了平台，创造了条件。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，要创新社会治理机制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，加快实施政社分开，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责权，依法自治，发挥作用。这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，也为新时期社会治理注入了新的力量和形式。社会组织是公众参与治理的载体，更是公众参与的主要途径。 为此，政府一方面应转变观念，放权让渡空间，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制造条件；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社会组织评估体系和考核机制，使社会组织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成长壮大，真正成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，实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民间性、公共性和公益性，确保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持续性。 | 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