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治理，意味着国家与社会、政府与非政府、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共治。 服务保障G20峰会已成为杭州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生动的实践。杭州的城市治理已步入了政府有形之手、市场无形之手、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的新阶段。 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，城市治理出现了不少新问题。2022年亚运会等国际大型活动的举办，又为杭州提升城市治理能力、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带来了重大机遇。要认真总结服务保障G20峰会过程中的基层党建、社会治理、平安建设、法治建设等方面的经验，打造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杭州特色和样本。这是杭州实现可持续发展、走向城市国际化的必由之路。 改革探路 落实“四问四权” 让市民和城市共成长 省委常委、市委书记赵一德在赴城区部分街道调研时强调，要把网格化管理作为平安杭州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来抓，以服务保障G20峰会为契机，加强网格员队伍和平安巡防队伍建设，发挥他们平安宣传员、情报信息员、隐患排查员、矛盾调解员、治安安全员和文明劝导员的作用，提升社区和网格的管理服务水平，用一个个网格、一个个社区的小平安汇聚起全市的大平安，加快形成政府、社会和居民群众共治共管、共建共享、共同成长的良好格局。 市民是城市的主人，一座城市的发展，既要把基础设施建设的“硬件”做扎实，又要把市民参与公共治理的“软件”搞上去，这样才能够将城市的“成长坐标”落到实处，落到老百姓的心坎上。 为迎接G20期间来自全球各地的友人，杭州对市内道路街面进行了大范围的立面改造，效果斐然。这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,得益于杭州一直以来坚持落实的“四问四权”机制。在问需于民中理清问题、找出差距，在问情于民中收集意见、清晰思路，在问计于民中深化设计、完善方案，在问绩于民中接受监督、改进优化，尤其征得住户和店主认可，按程序做好工程方案公示公告，并听取市民意见和建议。 
这正是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生生不息、创新推进的具体体现。通过市民参与，真正坚持了“以人为本”，切实保障市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以此提升市民的认知度和认同感，实现城市建筑立面整洁、美观、协调的目标，展现精致和谐的杭州味道。 与此同时，“网格化管理、组团式服务”模式不断深化推进，已经形成覆盖到户、触角灵敏、反馈有力的社区服务工作网络，全市1.14万个网格全面开展以“零案件、零事故、零激化、零上交”的“平安网格”创建活动，以网格小平安实现全市大平安。 由此带来一个直接的好处是，有效避免了政府大包大揽，消融了大量矛盾纠纷，创新了基层社会治理方式，并在G20峰会期间，涌现出下城区“武林好大妈”、上城区“巡防小喇叭”、江干区“凯旋红马甲”等各种“番号”亲切的平安巡防志愿者队伍，汇聚成守护杭州、服务保障G20的巨大力量。 探索“智慧治理” 打破社会治理信息孤岛 基层基础工作强了，社会治理就有了平台，大数据的思维就有落地生根的地方。 比如，上城区在全国率先提出“智慧治理”的理念模式，开发上线了“平安365”智慧管理服务平台，通过信息技术平台“一揽子”发现和解决问题。 这种线上线下联动治理的模式，改变了以往各类政务数据“分散、孤立”和标准不统一，难以共享、互联互通等问题。政府部门不再只是停留在传统的人工方式，而是利用网络智能技术，高速运转、高效处理、高度透明，看似琐碎、复杂的问题通过平台大都得到了快速解决。 
“智慧治理”的意义，在于能够最大限度提高系统的效率、完整性和灵活性，简化系统的复杂性。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探索推进的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，就在城市运营和发展的方方面面完成了感知、处理、预测等复杂行为。其中，引入智能视联网系统、智慧社区安防系统、一键报警系统等高新技术设备，通过多个具体区域划分和多个区域平台联通，在技术上以“一张网”的模式实现数据资源统一，这样一来，打通了围墙外到围墙内的最后一公里，服务于政府的监管、企业的经营、百姓的生活更细致入微了。 核心价值观引领 实现“共治共管、共建共享” 城市治理达到最佳状态时，其实是一种“善治”。要想实现“善治”，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引领。 杭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城市建设中，明确了城市治理的基本内容和目标，使城市治理有了前进的方向，统一思想，形成共识，真正做到有的放矢，形成了政府主导、社会协同、全民参与的工作局面。G20峰会期间，“礼让斑马线”、西湖“微笑亭”赢得世界点赞就是最好体现。 为了拓宽信息公开和全民参与渠道，杭州还运用媒体搭建“杭州发布”、“杭网议事厅”、“24小时民情热线”、“我们圆桌会”、“民情热线”等连接政府与居民的民主民生平台，在基层组织领域涌现了“湖滨晴雨工作室”、“邻里值班室”等一批富有特色的草根机构，显现出“以民主促民生”的良性治理，丰富畅通的民情民意的疏解表达渠道已逐步形成。 
2015年出台的《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我市社会治理创新的若干意见》，则在创新社会组织社会服务、规范运行、扶持培育、监督管理、组织领导等27个方面作了系统安排，为社会组织参与管理社会开辟了新的路径，并提供法制保障。从文件上和制度上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，这种“共治共管、共建共享”的社会治理模式，非常具有前瞻性，展现了杭州的执政能力和执政视野，在全国也不多见。 他山之石 城市治理是一个全国性的课题。上海、广州曾以世博会、亚运会这样的国际盛会，倒逼城市市容环境与管理升级；厦门也曾以创建文明城市为契机提升市容市貌与管理水平。 广州：让亚运成果惠及更多市民 为举办广州亚运会，广州市政府投入巨资新建和改建了共70个场馆。广州对亚运场馆的赛后利用，从服务亚运会转到服务社会公众、服务社区居民上来。有的场馆增设全民健身设施，如天河体育中心安装了60张露天乒乓球桌免费供市民使用，并扩建一条由53套器材组成的、占地2100平方米的健身路径；有的场馆则依托现有资源，为市民提供诸如攀岩、飞碟等体育运动和休闲服务。 大型赛事场馆赛后利用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，就在于维修、保养成本很高。尽管如此，广州并没有“以收费养场馆”，而是应免尽免，可低尽低，向市民的收费目前只占场馆收益的1/10至1/5。广州还开辟出“购买公共服务的时段”，由市政府出资购买体育场馆的某些特定时段，向市民免费开放，让亚运成果真正惠及更多市民，提高市民的幸福指数。 上海：政府当“裁判” 用好第三方服务 执法力量不足是目前城管执法的一大困局。上海的探索是，由市政府出台《购买市容保障服务办法》，允许各级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保障市容，各区县可引入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从事市容保障服务工作，其中不少是专业的保安公司。 对社会力量的引入，弥补了执法力量的不足。在上海，社会力量市容保障服务者需要向政府签订责任状，确保责任区域市容达标，并且不能和违法对象发生冲突，政府每年都会对市容保障公司进行考核，“考核不达标，一律不再续约”。 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，也是上海便民疏导点目前的通用模式。其中，政府不插手具体经营，但对于第三方管理公司，街道办有考核监督的责任。疏导点的定位是公益性质，街道对管理方进行适当的补贴，但如果存在故意抬价或者管理不善等问题，街道办有权取消委托的。 厦门：激励机制让居民实现自治 在城市化进程中，老旧小区的改造和管理成为很多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。现实的困难是，老旧小区“人难找、钱难找”。 对此，厦门市、区、街道三级都对老旧小区采取“以奖代补”的方式，其中老旧小区改造完验收通过评议，市一级直接奖励50万-60万元。怎样才能发动居民的自治热情？厦门鼓励老旧小区成立居民自治小组。凡成立自治小组的，街道一次性拨3000元的办公经费，每月还有300元的工作经费补贴给小组。在年底，社区还将对小组成员进行评星，获得的奖励属于成员个人。 在自治小组的作用下，厦门的很多老旧小区改造后，居民仍不需缴纳物业费，小区维护的费用主要来自小区停车位的划分和广告牌费用，“够支付小区日常的维护就好，聘请的保洁和保安人员都是辖区内的下岗职工。” 专家观点 “我们”治理城市 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吴伟强 今年的G20峰会以及将于2022年举行的亚运会为杭州建设世界名城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性机遇。杭州以“东方美学经典”西湖为代表的独特自然环境，孕育了“求实”和“博雅”并重的人文气质，培育了民间浓郁而独特的商业文化。而今，高度分散化的商业主体通过共享网络系统聚合，成就了极大的创造力。基于这种“历史和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”，这个城市的核心价值就是“我们”。 杭州是一个“复合主体”共同治理的城市，公共管理一直延续温和、包容的特质。强调“建设为人民，建设靠人民，建设的成果为人民共享，建设的成效由人民检验”，方法是“四问四权”，目标是“统筹政府、社会、市民三大主题,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。公共自行车的“以民为先”、城市有机更新的“五界联动”、《我们圆桌会》的“民主协商”，为保障G20峰会，杭州全民参与城市环境整治与提升，有86%的市民对在杭州举办G20峰会感到幸福，公众将对城市发展水平的期待与个人幸福感密切联系在一起，有强烈的城市归属感和荣誉感，这是“我们”治理城市的华章。 政府转变职能 倡导公众参与 杭商研究会秘书长 辛薇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，就是社会治理人人有责、人人参与（即公众参与）。G20峰会的筹备在这方面作了很多成功的探索，如峰会筹备可以说是层层发动、参与，全民动员“武林大妈”、红袖章、交通志愿者、文明督导员等等，这些都是很好的载体，为公众参与撘建了平台，创造了条件。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，要创新社会治理机制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，加快实施政社分开，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责权，依法自治，发挥作用。这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，也为新时期社会治理注入了新的力量和形式。社会组织是公众参与治理的载体，更是公众参与的主要途径。 为此，政府一方面应转变观念，放权让渡空间，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制造条件；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社会组织评估体系和考核机制，使社会组织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成长壮大，真正成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，实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民间性、公共性和公益性，确保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持续性。 | 
